孔傑榮專欄－具「中國特色」的人權日

二○一○年的世界人權日，我人在北京。那天是身陷囹圄的作家劉曉波，被授予本年度諾貝爾和平獎的日子，然而，當局對異見的憤怒壓制，使得關注人權和知曉此事的人，無不感到毛骨悚然的寂靜。大批活動人士遭到軟禁，無法使用網路和電話，或是被「請」出城「休假」，以確保他們保持緘默。

除參加學術會議外，我想要做些甚麼來紀念這個日子，於是便前往拜訪了曾是律師的倪玉蘭女士。這位勇敢的女性，○二年時因維護人權而遭警方報復，造成終身殘疾。倪第一次出現在公眾視野中是在去年夏天，她和丈夫由於無家可歸，露宿在北京一個公園。多虧了海外的公開宣傳，以及獨立導演何楊為這對夫婦製作的中國紀錄片《應急避難場所》，他們現今才得以在一處破落的旅店小房間裡落腳，但還要受到當局的監視，以及不時的騷擾。就是在那裡，我們談起了中國維權律師的艱難處境。

倪選擇學習法律時，正值文化大革命後，法律教育復甦。八十年代中，她自著名法律院校中國政法大學畢業，成為一家政府下屬出口貿易公司的法律顧問。九九年，她的一戶鄰居在中共鎮壓法輪功的殘暴運動中受害，她才捲入人權活動當中。鄰居的母親在被拘押期間死亡，接著是父親，但從未調查死亡原因。當時，沒人願意插手這樣一個敏感事件，為當事人提供法律幫助，倪覺得，她必須挺身而出。倪說：「就從那個時候起，警方開始把矛頭對準我。」

她的第二個人權案件，涉及另一樁重大問題─房屋的強制拆遷。○二年四月，在她試圖幫助鄰居解決面臨的房屋強拆和重新安置時，北京警方將她拖至警局，用各種專業的酷刑手段折磨她好幾個小時。「他們說我管得太多了」，在《應急避難場所》中，她回憶道，「他們把我推倒在地，然後拿出一條繩子，把我像捆行李一樣捆起來。捆好之後他們把繩子往上提。我可以聽到我肋骨折斷的聲音，接著就是難以忍受的疼痛。我開始哭…（之後，他們）用腳和膝蓋頂住我的（下）背部、骨頭的縫隙、穴位和筋骨。他們太瞭解怎麼打人了！」

由於長期被拘禁，耽擱許久倪才得以入院就醫，而後她就被起訴「妨害公務」。「我本想請一個律師，他們不准；我被定罪之後，他們也不許我上訴。」「他們說我的案子情況特殊，因為我對抗政府。」

她被判處一年有期徒刑。由於罪名成立，她的律師執照被永久吊銷了。「我不斷給律師協會寄信請求幫助；但是他們只說，沒有收到過任何信。」比不能做律師更糟糕的是，倪的雙腿再也無法站立。

但她從未喪失鬥志。○三年獲釋後，她把所有的精力，投入幫助那些因刑事司法不公正、宗教迫害或強拆而受害的人們，其中包括很多來自全國各地、成群結隊進京尋求救濟的上訪人士。

與此同時，倪玉蘭自己的法律問題，卻不斷惡化。自○二年第一次經歷可怕的折磨之後，她一直試圖申請再審，以及要求政府對其所受的酷刑給予賠償，但始終一無所獲。另外，她自己寬廣的住宅在○八年也遭到了強拆。當最後幾間房間要被拆毀時，她奮起抵制，卻遭到毆打，造成頭部外傷，繼而又被拘押，這一次，連她的丈夫都沒能倖免。倪說，這段經歷中最不堪回首的片段，是西城區派出所的民警肖巍，在命令其他同事離開審訊室後，攻擊她。「他往我的臉上小便。」之後，他又控訴這個殘疾的、只能蹲伏在地上的婦女襲警。倪再度受到起訴。

在她的第二次刑事審判中，她被允許聘請一位律師，但該律師受到恐嚇，拒絕做無罪辯護。「所以我們解雇了他。」倪當時又病又弱，雖在庭上為自己辯護，卻仍獲有罪。盡管律師劉巍勇敢地為倪的上訴辯護，倪仍未能倖免第二次牢獄之災，這一次為期兩年。而劉巍自己，隨後也因在其他敏感案件中的辯護，被吊銷了律師執照。

服刑期間，倪遭到慘無人道的虐待。她在《應急避難場所》中說道：「就因為我不認罪，他們晚上就不讓我睡覺。他們不准我躺下，也不准我坐在凳子上，白天還要讓我工作。最過分的是，他們不許我用拐杖，也不許用椅子支撐身體，命令我只能爬行。我每天在五層樓的牢房裡往樓下爬，…穿過監獄的大院子，再爬五百多米到車間，然後爬上二樓…。中午的時候我要回到牢房那邊吃午飯，然後再爬下樓、爬回去工作。每一天，我都要這麼爬四個來回。」

即便是現在，上訪者們還是來找倪尋求建議，同時互相勉勵。我去拜訪倪的那天，情況也無二致。這對夫婦目前靠朋友接濟生活，許多人也自告奮勇，幫助那些持續幫助這對夫婦的人。沒見政府伸出援手。不過，在我離開那擠滿了上訪者的房間後不久，政府確實做了一件具有「中國特色」的事，來紀念世界人權日─切斷了房間的用電！然而，和往常一樣，倪和丈夫點上蠟燭，繼續他們的工作。

（作者孔傑榮 Jerome A. Cohen，紐約大學亞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，外交關係協會兼任資深研究員。英文原文請參www.usasialaw.org。亞美法研究所研究員韓羽譯。）


(2010-12-23/中時電子報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