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權是兩岸距離遠近的重要指標

長期受到中共官方軟禁的大陸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，上個月底從山東成功逃離監控進入北京美國大使館，隨後轉赴北京朝陽醫院就醫；在美「中」戰略與經濟對話舉行的敏感時刻，雙方極力營造良好經貿氛圍，竟被突如其來的陳光誠事件打亂。中共雖然承諾會保護陳光誠及其家人，並尊重他的自由，但陳光誠仍被阻止會見朋友和美國外交官；由於陳光誠事件所引發的人權問題，使得近來美「中」關係加入更複雜的變數。事實上，大陸人權問題一直是國際社會關心的焦點，由於大陸未來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可能持續增加，但是相較於民主臺灣，同為華人社會的大陸人權發展，仍讓人感到憂慮，且對今後台海兩岸的交往極可能帶來不利因素。馬總統曾揭示「兩岸拉近距離，人權保障是重要指標。」由此可見，臺灣應該向大陸推廣民主人權，因為這不僅能讓台海安全更為穩定，大陸人權也才可能獲得進一步的保障。

共黨貪腐枉法 益顯政改迫切

陳光誠因多項維權案，自二○○六年起遭判入獄服刑後，仍被非法軟禁，四月二十二日傳出他脫逃的消息，並在二十七日以短片向溫家寶喊話，要求公平審判，並立即成為國際輿論的焦點。陳光誠名列二○○五《亞洲週刊》「中國維權律師」十四名之一，二○○六年更入選《時代雜誌》百大名人，是大陸最知名的維權人士，陳光誠事件的後續發展必將吸引國際社會更多的關注。《華爾街日報》甚至發表社論，批評中共的「黑手黨思維」，認為陳光誠一事不只是關乎寰宇的人權概念，問題在於中共連自己定的法律都不尊重，公然違法惡整一個失明人士和他無辜的家人，對任何敢於挑戰其不公不義的人，不問是非一律予以攻擊。

大陸民眾普遍認為，中共基層官員的為所欲為、貪腐枉法，是大陸官民矛盾持續，並嚴重惡化的主要的原因之一；解決此一問題，必然是大陸政治改革的當務之急。換言之，中南海領導高層當然有責任，然而離奇的是，中共愈是急於解決因改革開放所演變的執政危機，竟愈發引起基層公共權力的集體問題被凸顯。陳光誠案不是他自己的事，而是直接關乎每一個公民每日每時的生活。試想，究竟是誰的決定，可以持續限制陳光誠家人與朋友的自由？如果這樣的行為不被中共法律所允許，何以這些所謂的看守人可以這樣長久犯法而不受制裁？北京當局不是經常宣示，要將中國大陸建設成為「社會主義的法治國家」嗎？如果陳光誠沒有犯法，為什麼大陸全境竟沒有一個能安全保護他的地方？或說，中共沒有辦法保護一個沒有犯法的人民？這一連串的問題，恐怕是中共另一個難以面對卻又必須面對的深重危機。

人權保護不彰 中共顏面無光

從薄熙來案之後，凸顯了中共政權的最高層存在著明顯的派系分歧；此一分歧不僅僅是意見甚或路線的不同，更嚴重地影響到政府制度的運作。令人憂心的是，這種長期以來政府制度的癱瘓、正常法治的廢弛、人民權益被踐踏，反映的是一個體制的整體問題。陳光誠向中共總理溫家寶提出請求，要求親自處理那些胡作非為的行為，但溫家寶一個人，能否處理此一盤根錯節的結構性問題，不無疑問。溫氏長期以來多次呼籲要進行政改，更講過「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，文革的悲劇可能重新發生」這種動人的演說，但如果一個沒有犯法的公民，他的身家財產尚且無法受到最基本的保護，那麼這種政改進行式，恐怕連溫胡都會覺得荒謬，中共領導集體豈會不明白，一天不能解除人權的緊箍咒，就一天不能成為受人尊敬的國家。

依照以往經驗，中共對於任何有關大陸人權的批評言論，往往均以「國情不同」、「干涉內政」的理由予以反駁；中共以此種人權思維示人，顯示大陸的政改進程和人權發展的確不樂觀。從中國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來看，和帝制時代相比之下，在中共執政下的中國大陸並沒有不同，這對自詡「新中國」的中共政權實為極大諷刺；無論是過去的封建時代還是共產黨當權，都缺少構建現代民主政治的自然權利法思想，特別是在中共建政以後，在「三反五反」、「大躍進」和「文革」的摧殘下，要保護個人不受國家侵害的人權或公民權，毫無存在的空間，人權保障明顯被忽略甚至剝奪。

中共何嘗不了解，長期對大陸人權與言論自由的壓抑，已對中共所謂的國家利益，產生許多負面影響。例如，歐美等西方國家及國際組織，多次抨擊大陸人權紀錄與新聞自由，使中共國際形象大受打擊。此外，雖然歐盟部分國家，曾多次釋出願意解除對中共武器禁令的態度，但英、美等國仍以大陸人權不彰，堅持反對立場，讓中共顏面無光。反觀它的鄰居緬甸，在軍政府逐漸轉型開放後，歐美開始解除禁運，日本免除數百億債務，尋找商機的外國旅客暴增，外國企業界絡繹於途，經濟持續昌旺，外資成長數十倍；但以中共的思維，恐怕在乎一黨專政的延續更勝於其他利益。

大陸目前在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各個層面都面臨轉型時刻，所期待的正是徹底的政治改革。相信許多到臺灣自由行的大陸民眾，都十分羨慕臺灣蓬勃自主的民間力量，和親切友善的公民社會。在中共改革開放三十年後，為整個大陸社會帶來巨大的轉變，連北京都必須承認，儘管中共目前仍然堅持集權的統治方式，但現代社會的發展使得權力的高度集中愈形困難，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已不如過去來得容易；因此，面對轉型挑戰，北京需要更開闊的胸襟與智慧因應變局。大陸正在萌發的公民社會，能否在未來的十年甚至二十年內，對共黨政權構成足夠的壓力，進而促成政改的實現，殊值關注。

增進兩岸交流 關心大陸人權

馬總統日前在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」與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」國家人權報告發表記者會中，再次強調「兩岸拉近距離，人權保障是重要指標。」這說明了促使大陸改善人權最好的方式，就是增進兩岸的交流，若大陸的經濟及教育持續發展，將產生更多的中產階級，他們會期待能參與公共政策的決策，由此逐漸發展成公民社會。中共當局必須了解，馬總統過去一再呼籲北京，重視人權或推動民主化等倡議，絕非是要製造兩岸的矛盾，而是一種「善意的提醒」，北京何嘗不明白，兩岸之間最大的差異在於制度。當然，我們亦深知，目前不可能逼迫中共推動全面性政治改革，但北京必須綢繆這是大陸未來必走的一條路，否則改革開放的經濟成果將無以為繼。

總之，兩岸同胞共享人權與自由民主的果實，一向是臺灣人民的衷心期盼，但這絕非憑空得來，需要炎黃子孫共同努力。臺灣作為亞洲及世界的民主燈塔，一方面維持兩岸現狀不被片面改變，加強兩岸的經濟文化交流，開創雙贏；另一方面，讓兩岸制度的差異，凸顯我們的民主優勢並爭取世人的認同。大陸十三億人民對臺灣的善意，實有必要，基於此一理由，我們應當把關注的目光，投向大陸正在崛起的公民社會對政改的呼聲；對大陸民眾來說，一個重視人權的社會，必然是終極追求的目標，如果臺灣可以對大陸改善人權給予積極的道義支持，必能有效爭取大陸的民心。同時北京必須體認，自由、民主、人權、法治已是臺灣人民生活的核心，也是普世價值，不可能被改變，大陸若能在這方面與臺灣一步步拉近，對未來的和平進展一定有幫助。（作者為國防大學戰院學員）


(2012-05-09/青年日報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