名家－反軍情結將使建軍成空談

洪仲丘案持續延燒，已由軍中禁閉士官致死的案件中失焦。在媒體引導辦案，家屬一句「要真相」的訴求下，案情逐漸向上發展，社會氛圍一面倒的直指案件的「真相」是軍中集體施暴。由於一開始社會及輿情就將案情的性質定調，在此壓力下，政府高層出面道歉，就已承認軍方的違失，使國防部喪失一切辯解的機會。社會為洪仲丘伸張正義，為當今台灣民主社會之常態。但一昧要求國防部屈從其訴求的結果，已導致社會與軍隊對立，國防體制內軍文矛盾擴大。

軍隊體制特殊 應該尊重

軍隊有軍隊的體制，有其特定的法制規範，這與現今社會有截然不同的思維理念與法制體系。又因軍中是一個封閉社會，當軍中與社會產生思想觀念的落差後，軍方往往會是被指責的對象，形成無法補救的傷害。由於軍中與社會有不同的思維及價值觀，故用一般社會的觀念與司法看待軍中事務，基本上就是一種錯誤。

軍隊存在的合法性是根據《憲法》。按現今的憲法體系，已將國防另立《國防法》，其位階是「軍事憲法」。基本上，從憲法位階上軍隊即與社會有區分，各不適用。按《憲法》保障的人民基本權利義務的生存與自由權，皆因軍中為戰爭及任務需要，而受到限制。軍人的權利義務，在《國防法》中，有關基本人權的規定，已別於《憲法》，另訂定軍人的權利義務。

國民應享的基本人權在《國防法》中已不復存在；而在其第十五條的規定：現役軍人應接受嚴格訓練，恪遵軍中法令，嚴守紀律，服從命令，確保軍事機密，達成任務。故在軍中只有「為所應為的自由，而無為所欲為的自由」。軍中的人權倡行的是「國家主義」，而非「個人主義」。由於軍人因任務需求，對基本人權的犧牲，故立法予軍人補償，在其第十六條規定對現役軍人之地位，應受尊重；權利應特別的保障。馬總統否定司法介入軍事審判，是依《憲法》規定。

社會訴求，認定軍方行為失當，存在制度上的缺失，應將司法介入軍中，並以民主國家人權標準質疑軍中制度，這是對軍隊存在合理性的挑戰。所謂軍隊合理性，不以人權為標準，其第一個要面對的就是生死問題。在面對死亡、疲勞、匱乏、絕望的戰爭環境中，惟有在極盡身體負擔能力下的訓練，才能建立在戰爭中作戰的「勇氣」。這是戰爭理論，軍事社會學中的第一課。故軍隊訓練，是「人格」訓練，它在塑造一個有別於社會，但適應於戰爭需要的軍人行為特質。

民意指揮軍隊 軍令廢弛

由於軍中與社會行為價值的不能調和，而又不能否定軍隊的存在，在民主國家中，最常採行的是軍中與社會分立、分治的方式。文人領軍、軍人不得干政、軍法不作用於人民；而軍令權責只作用於軍隊，除總統外不受一切其他政治的干涉。

追求軍隊存在的合理化的制度設計，並不僅在極權國家，民主國家亦復如此。美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，軍文雖有矛盾但各有分際。而日本亦自認為是民主國家，安倍晉三卻為了重建日本的自衛隊成為國防軍，他竟然可以說出民主國家最不能容忍的話。面對日軍的侵略歷史，指那是日軍的驕傲；敬拜靖國神社，是對為國家犧牲英靈的崇敬；而對慰安婦的蔑視人權，竟稱是皇軍賜予的榮譽。安倍的言論背棄了民主、人權，他將一切軍隊之惡，合理化了。

軍隊的嚴苛訓練，是軍人為國家的犧牲奉獻，是軍隊存在的必要之「惡」。這是軍隊的榮譽，軍人的大是大非，社會必須尊重。今台灣的社會，以民主人權為尺度，凝聚了一股強大的反軍情結，軍隊的不受重視，軍人的不受尊重，一切的建軍將是空談。軍隊的未來發展面臨存廢的關鍵。若依民意，改革軍隊，以民意作指揮軍隊的張本，必將陷軍隊於武德淪喪、軍令廢弛、戰力衰敗的地步，絕非國家之福。


(2013-08-04/chinatimes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