愛滋教育停滯不前 民團籲檢討政策 停止恐慌

日前媒體報導台北市一名國小教師遭匿名檢舉為愛滋感染者、引發校園恐慌事件（相關剪報）；教師節（9/28）前夕，性別人權協會、同志諮詢熱線協會、中央大學性／別研究室、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等團體召開記者會，除了譴責北市教育局等相關單位罔顧該名教師的權益，並要求疾管局和教育部為愛滋教育開倒車負責。性別人權協會秘書長王蘋表示，恐慌已經嚴重影響教師的工作權，並讓校園變成孕育歧視的場域，令人非常擔憂。與會團體並發起「反對入罪感染者，拒絕愛滋強制篩檢」連署，目前已有包含性別、同志、人權、教育、愛滋等44個團體參與，共同呼籲立即檢討政策、停止製造恐慌。

王蘋表示大部分的人都很唾棄黑函，只不過這次是「愛滋」做為黑函的內容，而眾人對於愛滋恐慌便輕易超越平常「不必理會黑函」的共識，進而引發侵害當事人隱私權與工作權的行為出現。「這個事件引起的恐慌是真實的，舉發的動作是理直氣壯的」，她擔憂校園是學習的場域，但在愛滋議題上，「卻屈服於恐慌」，道理說不通，便軟硬兼施、逼人就範，反而淪為協助製造與再生產恐慌的地方。 「Living with AIDS！」她呼籲只有將愛滋平常化，認清愛滋就在身邊，不再恐懼與汙名化愛滋，才能真正面對這個疾病；「而它終究不過就是一個疾病罷了。」

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副秘書長羅惠文則轉述理事長卓耕宇的聲明 表示，這次北市教師遭匿名檢舉感染愛滋事件，教育局在獲知消息後意圖召開「校園師生愛滋防治機制協商會議」，表面看似高效率的危機處理，實際上卻缺乏細緻與正確認知；在無知及恐懼的情況下，要求當事人主動篩檢自清的行為，已侵犯個人隱私與工作權。長期耕耘愛滋權益工作的權促會秘書長林宜慧認為，從此事件來看，台灣的愛滋人權保障沒有進步可言，因為長期下來的政策邏輯都走錯方向了。而感染者的就業困境，從早期「直接解雇」到現在的「柔性勸退」；政府的態度也從「保障弱勢」轉變為「顧全大局」，只會在中間搓湯圓討好各方，但什麼都沒做好。

愛滋教育停滯不前

1986年，台師大學生田啟元因感染而被學校拒絕到校上課，被要求只能以遠距函授的方式進行學習。1994年，澎湖某位因輸血感染的學童，在媒體曝光後遭到同學排擠，家長們甚至要求小孩不和該學童一同上課，教室內僅剩下他和老師兩個人。

這兩起事件分別發生在26年、18年前，當時社會因不夠了解愛滋病而產生恐慌，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常務理事喀飛表示，關於愛滋病的醫學研究、知識及治療方式早已超過從前，但台灣社會對於愛滋的認知卻仍停留在過去。從歧視感染者到現在竟然會因為空穴來風的消息，使恐慌蔓延擴大。由此可以看清這20多年來「台灣的愛滋教育徹底失敗！」而學校、家長、教育局以「維護校園安全」、「擔憂學生健康受到威脅」等理由，逼迫當事人進行篩檢以自清，甚至要求遠離教學現場改當行政人員，他指出這些反應其實來自「隔離就是安全」的思維，與愛滋常識相悖離。

「愛滋很恐怖，感染後人生就完蛋」、「特定高危險族群容易感染愛滋」、「感染愛滋是因為性交氾濫」、「感染者必須懂得自愛，不應該害他人感染」，喀飛列舉了政府多年以來的防治論述，他認為，以上這些政府長期宣導偏頗、刻板的觀念，將「愛滋」、「感染愛滋」、「感染者」建構成「無望的絕症」、「道德敗壞者」、「不顧他人死活的復仇者」；種種刻板印象經過日復一日不斷地教育、傳播，加深了大眾認為「罪有應得」、「隔離／遠離以策安全」等錯誤思維，進而影響了現今的防疫政策與措施，更在感染者和非感染者之間畫下巨大鴻溝，不僅導致感染者面臨艱困、歧視的處境，社會也因「與我無關」的心態，走向遠離愛滋的防疫漏洞裡。

喀飛指出，愛滋教育依舊停在「全程使用保險套」、「不要共用針頭」 等初階常識，他認為這根本不是認識愛滋、認識感染者的反歧視政策，而是複製污名、加深歧視的錯誤教育。他強調應該重新檢討、定位愛滋教育，揮別過去「恐性／拒性 」的衛道方式，改以「瞭解感染者處境，看見污名、消除歧視」為目標。「然而很諷刺的」，喀飛說，衛生及教育相關單位「才是最需要接受反歧視教育的人」。

自主篩檢不自主

中央大學性／別研究室黃道明表示，田啟元事件是台灣早期愛滋恐慌社會的代罪羔羊，他的苦難與不平對待，是現今檢視愛滋人權進展的指標。 1991年施行的《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條例》，是以調查、追蹤、強制治療和懲罰做為處置，把感染者當成準嫌疑犯列管，且將同性戀、賣淫者和靜脈藥物注射者列為必要檢查的高危險群。

而後在2007年修正通過《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條例》，雖保障感染者就學、就業等權益，但仍有疑似感染者須接受檢查的規定。儘管規定篩檢需徵得當事人同意，不再強制執行，「這看來尊重的進步思維其實只是個幌子」黃道明說，因為一旦拒絕篩檢，就會被處以3萬到15萬元的罰鍰，並列為疑似高危險對象持續追蹤。他批評，「這種只能同意，而不能說不的篩檢自主，算是哪門子的自主？ 」

黃道明指出，使用藥物者以及性工作者等被公告為強制篩檢對象的族群，則被強迫驗血，失去自主權；他質問，「性愛、藥物、性工作，和愛滋有必然的關連嗎？我們的防治愛滋宣導到底是疾病防治，還是道德執法？ 」黃道明表示，官民合作、大幅擴張的匿名篩檢已經成為檢驗個人品德的新工具。當篩檢自主只限於一般人，公告名單上的「嫌疑犯」則無此權力時，「驗愛滋」成了「好公民」用來和「嫌疑犯」劃清界限的手段。他說如今篩檢制度被用來判斷人民道德的好壞，如果不挑戰這種道德治理的邏輯，愛滋人權的保障只會徒具形式。「差別對待的篩檢自主就是歧視。」他強調，除了反對假自主人權、真強制篩檢的政策外，他也要求一個不以「愛滋篩檢之名、行排除之實」的社會。

記者會最後，喀飛表示，最近有許多還在就學的感染者向他反應，疾管局打電話向感染者詢問其就學資料，例如在哪裡念書等等。他認為，疾管局應該出面解釋為什麼要蒐集這些資料，一旦不當使用是否將造成社會更大恐慌？他並嚴正警告，如果疾管局敢公布感染者的學校或有其他不當行為，將發動所有團體前往疾管局前抗議。王蘋也說，集結是必要的，會與44個團體保持聯繫，討論如何展開後續行動。

(2012-09-28/苦勞網 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