嗎啡取得困難 專家籲推動改革

【編譯陳玫伶整理報導】據《半島電視台》報導，西方世界經常使用止痛藥來緩解生理上的疼痛；但全世界有超過半數以上的國家不容易取得嗎啡，用以減輕醫療疼痛。

根據國際麻醉品管制局（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）的資料統計，澳大利亞，英國，加拿大，法國，德國和美國等6個國家，在2005年所消耗的嗎啡量就佔據全球近8成（79％）；但在其他擁有全球8成人口的國家中，只消耗全球6％的嗎啡。

體制僵化成阻礙

和不少必須花費大筆醫療費用治療的疾病不同，治療疼痛與花費沒有必然關係。而是與缺少藥品或開立處方的人有關，取得嗎啡的花費並不高。治療疼痛牽涉許多複雜因素，包括藥品規範、僵化的官僚系統和商業上的抑制作用。

在印度這個全世界醫療產業規模發展又大又快速的國家中，其國內針對嗎啡的使用有非常嚴格的規定。

28個省當中，有27個省的醫師因害怕觸犯毒品管制法規而鮮少開立嗎啡給病人，因此總會聽到病人痛得哭天搶地的聲音。

藥品公司製造與供應嗎啡給印度國內市場的意願低落，因為製造嗎啡必須核報層層關卡，利潤更是薄弱。

而在烏克蘭的疼痛治療則是相當過時，蘇維埃時期的官僚態度限制了藥品使用的劑量，也缺少口服嗎啡，結果造成許多病人承受無法負荷的痛苦，在偏鄉的情況更為嚴重。

前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（KGB）的上校阿圖爾（Artur）患有前列腺癌，就因為高度疼痛令他睡覺時在枕頭下預藏槍枝，準備在無法承受時結束生命。

住在基輔的單親媽媽娜迪亞（Nadia）談到愛子，令她回想起一段傷痛故事，她的兒子佛拉德（Vlad）被診斷為癌症末期，當兒子被醫院送回家時，只有配給很稀少的止痛藥，之後3年的疼痛折磨了媽媽與小孩，佛拉德甚至曾試圖從4樓往下跳。

烏克蘭後來出了有現代羅賓漢之稱的普蘇爾克（Sergey Psiurnyk），他花了許多年蒐集嗎啡並送到需要止痛的病人們手上，當局才著手降低了緩和醫療的門檻。

總體而言，官僚體系的障礙是造成全球主要減痛藥物爭端的主因，直到國際性機構積極協助國家排除認定醫療嗎啡為毒品、改變生硬的法律規範並增加醫療用途止痛藥的可近性以後，情況才有改善。

聯合國毒品暨犯罪辦公室（United Nations Office of Drugs and Crime）執行長費德托夫（Yury Fedotov）承認，藥物爭議造成人們無法或很難獲得疼痛治療，但對於改善方式抱有期許。

專家指出，官僚的惰性是取得減痛藥物的最大阻礙，因此醫師和人權運動者表示，病人難以取得治療疼痛所需的藥物。

減痛為公民權利

烏干達醫師賈格韋（Jack Jagwe）在90年代內戰後，曾在衛生部服務，和外國醫師與國際機構共同擬定一份規範，其中指出每個公民都應該有權利取減痛治療，這也是非洲第一份賦予公民有權接受減痛治療的法令。

烏干達隨後也改變國內法規，允許農村地方的護士能開立嗎啡的處方籤。如今病人使用口服嗎啡已不需要經過醫師開立處方，烏干達的例子也許可作為疼痛治療的一個管理方式。但在目前世界各地的許多地方，改善情況有限，且侷限在地方層級

還有印度拉賈葛波爾（M. R. Rajagopal）不懈的努力，使得印度僅有克拉拉邦的病人容易取得醫療用嗎啡。在同事的協助及省政府藥品管制單位的合作下，他推動當局創造一個允許醫療嗎啡使用的精簡程序，現在忍受痛楚的病人可取得止痛藥，醫師也毋須害怕嚴格的處罰。

拉賈葛波爾為印度其他省分建立了一個成功實例，他認為如果要協助病人減輕痛苦，所需要的就是「系統性地重新評估問題……以及一套解決問題的行動計畫。」


(2011-8-2/台灣立報)